装帧是艺术，似乎已不成为问题。实践证明，一件好的装帧作品能给人以美感，或典雅端庄，或艳丽飘逸，或豪华精美……。美，是人们的心理要求；爱美，是人们的天性。随着历史的前进 ，科学技术的发展，书籍作为人们的精神生活需要 ，它的审美价值日趋突出和重要。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印刷术的传入，我国机器印刷代替了雕版印刷，产生了以工业技术为基础的装订工艺，出现了平装本和精装本，由此产生了装帧方法在结构层次上的变化，封面、封底、扉页、版权页、护封、环衬、目录页、正页等等，成为新的书籍设计的重要元素。现代电子技术的发展，更引起印刷业的日新月异的变革，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在我看来，中国古代的书籍艺术，仍然是指引中国书籍设计进步的重要航标之一，因为， 虽然古代书籍的技术已无法与今日的印刷技术相提并论，但一本纸质书的基本功能要求,依然是本质的、稳定的，没有太大变化。

　　“五四”前后的出版物，书籍装帧艺术与新文化革命同步进入一个历史的新纪元。它打破一切陈规陋习，从技术到艺术形式都用来为新文化的内容服务，具有现代的革新意义。凡是世界文化中先进的东西，我们的装帧设计家都想一试，而且随着先进文化的传播，新兴的书籍装帧艺术也受到整个社会的广泛承认。从“五四”到“七七”事变以前这段时间，可以说全国现代书籍装帧艺术史上百花齐放、人才辈出的时期。这就不能不提到鲁迅先生所起的先锋作用。他不仅亲身实践，一共设计了数十种书刊封面，还引导了一批青年画家大胆创作，并在理论方面有所建树。鲁迅先生对封面设计，从一开始就不排斥吸收外来影响，更不反对继承民族传统。他非常尊重画家的个人创造和个人风格，团结在他身边的青年装帧家就在陶元庆、司徒乔、王青士、钱君淘、孙福熙等人。在封面设计中，鲁迅不赞成图解式的创作方法，他请陶元庆设计《坟》的封面时说：“我的意见是只要和《坟》的意义绝无关系的装饰就好。”另外他在一封信中又说：“璇卿兄如作书面，不妨毫不切题，自行挥洒也。”强调书籍装帧是独立的一门绘画艺术，承认它的装饰作用，不必勉强配合书籍的内容，这正是我们多年来所忽略的地方。此外，他反对书版格式排得过满过挤，不留一点空间，而这点也正是我们的毛病。长时期来，我们片面强调节约纸张，不把书籍作为艺术品看待。

　　在鲁迅先生的影响和直接关怀下，这段时间既是书籍装帧艺术的开拓期、繁荣期局限性是巩固了装帧艺术地位，并培育了一批创作队伍的重要时期。

　　处在新文学革命的开放时代，当时的设计家们博收众长，百无禁忌，什么好东西都想拿来一用。丰子恺先生以漫画制作封面堪称首创，而且坚持到底，影响深远。陈之佛先生从给《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文学》设计封面起，到为天马书店作装帧，坚持采用近代几何图案和古典工艺图案，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钱君淘先生认为，书籍装帧的现代化是不可避免的。他个人便运用过各种主义、各种流派的创作方法。但他始终没有忘装帧设计中的民族化方向。

　　除了画家们的努力以外，这一时期作家们直接参与书刊的设计也是一大特色。这可能与“五四”时期形成的文人办出版社的传统密不可分。鲁迅、闻一多、叶灵凤、倪贻德、沈从文、胡风、巴金、艾青、卞之琳、萧红等都设计过封面。他们当中有人还学过美术，设计风格从总体上说都不脱书卷气。这与他们深厚的文化修养大有关系。

　　利用我国传统书法装帧书衣，恐怕也是我国独有的另一特色。鲁迅、胡适、蔡元培、钱玄同、刘半农、叶对陶、郭沫若、周作人、魏建功、郑振铎等都不止一次地以书法装饰书衣。一颗红色名章更使书面活了起来。相信这种形式今后还 会运用下去。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随着战时形势的变化，全国形成国统区、解放区三大地域。条件各有不同，印刷条件却都比较困难，最艰苦的当然是被国民党和日伪严密封锁的解放区。解放区的出版物，有的甚至一本书由几种杂色纸印成，成为出版史上的一个奇观。国统区的大西南也只能以土纸印书，没有条件以铜版、锌版来印制封面，画家只好自绘，木刻，或由刻字工人刻成木版上机印刷。印出来的书衣倒有原拓套色木刻的效果，形成一种朴素的原始美。相对来说，沦陷区的条件稍好，但自太平洋战争到日本投资前夕，物资奇缺，上海、北京印书也只能用土纸，白报纸成为稀见的奢侈品。

　　从抗战胜利到新中国建立以前是书籍装帧艺术的又一个收获期。以钱君淘、丁聪、曹辛之等人的成就最为明显。老画家张光宇、叶浅予、池宁、黄永玉等也有创作。丁聪的装饰画以人物见长，曹辛之则以隽逸典雅的抒情风格吸引了读者。

　　1949年以后，出版事业的飞跃发展和印刷技术、工艺的进步，为书籍装帧艺术的发展和提高开拓了广阔的前景。中国的书籍装帧艺术呈现出多种形式、风格并存的格局。“文革”期间，书籍装帧艺术遭到了劫难，“一片红”成了当时的主要形式。70年代后期，书籍装帧艺术得以复苏。进入80年代，改革开放政策极大地推动了装帧艺术的发展。随着现代设计观念、现代科技的积极介入，中国书籍装帧艺术更加趋向个性鲜明、锐意求新的国际设计水准。

　　改革开放后，西方先进的设计理念和设计形式为我国装帧业开辟新的道路提供了参考，装帧界曾一度如饥似渴地汲取国外现代设计成果的新鲜营养，在此期间，参考和模仿相当普遍，抄袭现象亦在所难免。而随着设计领域国际化的进程，国际性的交流日趋频繁。近些年来，我国的装帧设计也逐渐从非我走向自觉，结束了对信息资料极大丰富的兴奋和依赖，开始了冷静思考和独立运作的新的里程，并随着经济文化的腾飞而逐渐融人世界。但令人不安的是抄袭现象仍然时有发生。如果你留心对比一下，便会发现，目前出版物中有一定数量的书籍设计明显保留着别人作品的痕迹，有些几乎是原封不动地搬过来。就连国内外最著名的设计家的作品，也有人敢堂而皇之地变成自己的作品。现象主要表现为：一旦有设计家在表现技法、材料等方面有所突破，设计出凸显新意的作品，随后就有类似的作品蜂拥而至，也不管书籍内容是否合适，一味地跟着别人跑，这种“跟风”实质上也是抄袭。对于这种现象，装帧界的智者视之为耻辱。但由于国内版权意识的粗线条和学术批评不健全，这种恶习始终没有得到遏止，甚至连警示也不多见。而行外，包括广大编审人员，由于对设计不熟悉，一般也不去干预，无形中，这种风气日渐盛行。

　　80年代以来，装帧设计界和其他设计界一样，受到新的媒介、新的设计技术的挑战，从而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这个刺激因素就是电脑技术的发展并迅速地进入设计过程，日益取代了从前的手工式的劳动。

　　除此以外，其他电子技术的发展也使设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传真机的广泛运用，电视技术的全球化和新的全球电视频道，电脑网络系统和电子邮件，长途电话的普及，手提电话的广泛运用等等，这些技术使原来相距很远的地方变成近在咫尺的方寸距离，信息技术把世界日益变成一个马谢·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所称的“地球村(global village)”。这种技术的发展，一方面刺激了国际主义设计的垄断性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各个国家和各个民族的设计文化的综合和混合，东方和西方的、南部和北部的设计文化一样，通过这个地球村的频繁密切的交往，日益得到交融，因此，国际主义的趋势之下，其实也潜伏了民族文化发展的可能性和机会。这种情况，自然造成设计上一方面国际主义化，而另外一方面又多元化地发展。设计在新的交流前提下出现了统一中的变化，产生了设计在基本视觉传达良好的情况下的多元化发展局面，个人风格的发展并没有因为国际交流的增加而减弱或者消失，而是在新的情况下以新的面貌得到发展。

　　现代书籍形态设计追求对传统装帧观念的突破，提倡“现代书籍形态的创造必须解决两个观念性前提：首先，书籍形态的塑造，并非书籍装帧家的专利，它是出版者、编辑、设计家、印刷装订者共同完成的系统工程；其次，书籍形态是包含‘造型’和‘神态’的二重构造。前者是书的物性构造，它以美观、方便、实用的意义构成书籍直观的静止之美。后者是书的理性构造，它以丰富易懂的信息，科学合理的构成，不可思议的创意，有条理的层次，起伏跌宕的旋律，充分互补的图文，创造潜意识的启示和各类要素的充分利用，构成了书籍内容活性化的流动之美。造型和神态的完美结合，则共同创造出形神兼备的、具有生命力和保存价值的书籍。”现代书籍艺术家的这些追求，我们都可在古代书籍艺术中找到创意的源泉，作为书籍设计史的研究者，我在这里不是强调传统的技术，而是艺术与美学,是思想与意识。总结中国古代书籍的设计，涉及的元素为：开本的大小，版式的规格，印纸的优劣，墨色的好坏，字体的风格，刀法的精疏，版画插图的精细与否，装帧与内容的呼应等；设计师的主体是由作坊主、书写者、刻工等组成。也因此作为伟大发明的造纸，活字印刷的中国古人， 其书籍艺术创造依然有超越时代的价值。近现代书籍艺术设计中，在继承传统的努力中卓有大成的陶元庆、司徒乔、张光宇、曹辛之、邱陵、张守义等，近年来出现的如吕敬人、宁成春等，其风格元素，莫不如此。

　　吕敬人先生设计的《黑与白》是一部反映澳洲人寻根的小说，设计师力图将白人和土著人之间的矛盾用黑与白对比的方式渗透于全书。在封面、封底、书脊、内文、版式、天与地甚至切口处都呈现着黑色与白色的冲撞与融和，跳跃的袋鼠，澳洲土著人的图腾纹样的排列变化，暗示着种族冲突，黑色与白色的三角形，漂浮波荡、若隐若现的书名标题字的处理，均给人在视觉上某种暗示、刺激和缓冲。整个设计不仅形象地表达了原著书稿的内涵，同时还给予读者提供了一个丰富的再创造和想象空间。

　　还例如台湾颇有人气的绘本偶像作家、画家几米的作品涌进大陆市场，《向左走，向右走》、《飞鸟与鱼》、《听几米唱歌》、《微笑的鱼》、《地下铁》、《布瓜的世界》、《我只能为你画一张小卡片》等一时间蔚然成风，这类童话般美好的作品，以图画为主，诗情画意，辅以简约、优美、极富哲理的隽永文字，图文具佳，在这个读图时代的读者群中非常受大家的欢迎。几米的作品受欢迎的原因有三：一是它描摹都市生活情感，表达出一些人们非常熟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觉。二是它的图画精美得使人爱不释手，文与图相得益彰，形式新鲜活泼有趣。三是它的故事简单却富于深意，开始只是写给孩子们看的儿童读物，久而久之竟得到了大众的青睐。另一位台湾漫画家朱德庸的漫画系列《粉红女郎》、《涩女郎》、《双响炮》等，其受欢迎的程度更是非比寻常。漫画插图简练概括，描摹众生百态，文字睿智诙谐令人轻松幽默，富于人生哲理，朱德庸的书为人们开启一扇心灵的窗。与本文所评述的专业的书籍装帧设计家对于一本书的全面策划包装所不同的是，这一类新型的流行书籍却是将一本书的文字、思想、内容、插图及全书的样式，集于一个作家兼画家同时又是设计师的聪明人身上，简单却也赢得了大众市场，对于专业的书籍设计来说，这种非常大众化低成本的成功中并没有太多的书籍装帧设计的信息可言，然而这简单完美自成一格的通俗文化中，却也包含着读者看待一本书的形式与功能的立场。

　　装帧设计在近两百年的发展，给社会和人类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促进了人们的信息传达，刺激了思想的沟通和交流，也同时形成了一种新的视觉艺术和视觉文化范畴。随着国际交往的频繁，贸易的发展，技术的进步，装帧设计所肩负的任务必然越来越重。虽然装帧设计的语言运用变化万千，但是其服务的对象还是人：人的生理审美要求（包括简单物理功能要求——体现在装帧设计上就是视觉传达的迅速和准确要求）和人的心理审美要求——美观、大方、典雅、合乎自己的品位等等，这些其实并没有多大的改变。因此，对于近两百年来装帧设计语言的发展的研究和装帧设计语言运用的研究成为重新估价衡量新的书籍审美的价值标准。